曾经，养花有风险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花，是奢侈的，与普通百姓无缘。那年月，人们连肚子都填不饱，哪有心思拈花惹草！整个村子没一个花坛，农家的屋角路边匍匐着的是“金瓜”“天萝”白扁豆，即便是唤做“花园里”的去处，也仅有塘边的几丛荆棘和野苎麻。倘偶有涉花者，即便养的是凤仙花之类最贱的草本，也会被旁人斥为不务正业。“十年”期间，养花更是高风险。记得当年村里有位姓卢的某大学助教，就因家门口有几丛祖上留下的夹竹桃，而被红卫兵戴上高帽批斗，据说其罪名是“游手好闲，生活腐化”。我家世袭与黄土打交道，养花本应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。然，不知什么时候起，母亲从野外捡了一些“坟砖”“城墙砖”，叠在自家门口的天井旮旯里。一日，母亲用一个烂底的搪瓷脸盆种了一株叫“乐得跌”（像极了“接骨草”）的植物，竟成了破旧四合院最原始的花坛。这植株开小白花，叶子有股臭味，据说捣碎了可以治疗跌打损伤。就是这谈不上颜值的一盆药草儿，那时也是姓“资”的，说这是封建社会的“毒草”，是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者的玩意，不容分说被列为“四旧”给“破”了。后来，我母亲在这砖堆上架了块木板，改成了一个简陋的洗衣台。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农村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农民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，谈“花”色变的时代终结了，但经历过“百花劫”的人们大多心有余悸。一些胆儿大点的会在自家门口或天井里，用石块破砖圈点地盘，或拿出破瓦罐破脸盆什么的，种上几棵鸡冠花、菊花之类，但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总在空余的地方插种些葱蒜韭，或撒把菜籽，套种点小菜，以此掩饰花事。在乡村乃至县城的公共场所，那时仍看不见什么绿化带和花坛。记得只有在国庆、元旦这样的重大节日，有时南街老县府门口会用松柏枝和彩纸扎的花搭个彩楼，黉门广场会从远处拉来一些盆花，临时搞点花饰，节后便匆匆搬走。当时，“去黉门前去看花”是坊间最具诱惑的吆喝。真正意义上的养花，还是最近几年的事。在美丽县城和美丽乡村建设中，养花莳草成了百姓的家常事，各种各样的花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家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当下城区各家各户的庭院简直都是小花园。我家才两间房子，院子虽不大，可也种着银桂、南天竹、牡丹、海棠、茶梅、胧月、半枝莲等廿多种花木，一年四季花香鸟语，蜂闹蝶舞。社区里一些庭院稍阔绰的还建有假山、鱼池，更是赏心悦目。同村的古稀老人傅绍平，嫌院子小，就用箍砧板的铁圈和废旧钢筋，建起了“立体花架”，向空中要花位，让庭院的盆景“站”了起来。昔日的穷乡僻壤，如今也处处是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。不信？那就到南市街道走走——有山皆画图。大田头村的后山，月塘村的石金山，大潮村的纱帽头，南溪村的干山等，琪花瑶草与松杉柴荆融为一体，将一座座“癞头山”嬗变成花团锦簇的人间乐园。无水不文章。梨坑村的将军塘，岸上弱柳扶风，水中睡莲绽放。雅门村的门口塘，四围花木扶疏，青石雕塑屹立于水中央，巉岏的“悬崖”上盆花与碧水相映成趣。花墩塘村的花墩塘，水中3棵“千年紫薇”青春焕发，夏秋时节繁花似锦，动人心旌……上朱村的梅溪红叶石楠、樱花、月季与水中数以千计的锦鲤、石斑争奇斗艳。紫溪村的紫溪坑，一溪拖蓝，溪岸的数百棵桂花，夹杂着白玉兰，每至中秋，馨香氤氲，沁人心脾。凡村内有水塘和小溪的地方，多为景色迷人的风水宝地。绿杨芳草长亭路。这村村寨寨的通衢阡陌，无不花枝招展，简直就是一个个不断延伸的花园。廿里牌至后赵的千米“桂花路”，石盆村的步行“玫瑰路”，岘峰村的“百花路”，梨坑村的“杏花路”……正是这纵横交错的“花带”，编织起“三乡”大地的“美丽共同体”。“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”，花花草草的命运承载着时代的变迁，见证着岁月的沧桑。草绿是因春雨洒，花红全凭东风舞，只有新时代，才能催开万紫千红，迎来百花争艳的春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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